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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發布由喬恩·萊恩等人撰寫的《澳大利亞的中國知識能力》的詳細報告。這是一份優秀的學術報告，但結論令人不安。它表明，過去幾十年，澳大學在中國知識教育方面實際上倒退了。就在所謂的專家告誡做好未來對華開戰的準備之際，那些了解中國事務的人警告，我們的表現令人失望——在變壞而非變好。
報告引用澳前駐華大使弗朗西斯·亞當森的話說，“對一個國家的深入了解可減少戰略誤判的風險——在日益動蕩的世界中，戰略誤判是真正的危險”。她說得對，澳決策圈更需要這種思維。監督報告撰寫的顧問組成員在《澳大利亞金融評論報》上寫道：“更深入了解中國，對于我們理解全球多極環境變化的能力至關重要。”事實上，一些政客容易對別的國家進行說教，并在不了解的情況下自認為具有道德優勢。當我們陷入二元對立，就很容易忘記別人可能有不同的世界觀、不同的關切和不同的優先事項。
報告說，澳高校產生大量多樣化的關于中國的研究和知識，這是“成功的故事”。遺憾的是，堪培拉政府對國家安全的過度強調阻礙了一些完全合理、有益的聯合研究。國家安全問題被濫用，在雙方研究人員之間造成不必要的、有害的信任障礙。不妨列舉一些倒退的例子。一些有關中國研究的課程曾經相當強，但如今嚴重萎縮，開設和入學率都在下降。以中國為重點的課程在數量和影響力上也在下降。筆者熟悉的幾所大學都是這種情況。
澳大利亞的中國知識能力在2000年左右達到高峰，當時澳年輕的中國學者開始成熟。到2002年，隨著一些最優秀的中國問題專家被挖走，這種勢頭開始下滑。與此同時，霍華德政府暫停對學校亞洲研究的資助。早期的熱情和推動不復存在。我們過去幾年看到的雙邊關系惡化，進一步影響了澳教育系統對中國的重視。
如今堪培拉滿世界尋求針對中國的軍事協議。筆者不反對阿爾巴尼斯與印度交朋友，但肯定反對他達成針對中國的安全協議——尤其是與拜登和蘇納克一起，購買針對中國的昂貴且完全不必要的核潛艇。這一切都發生在我們對中國的無知暴露無遺之際，絕對是種恥辱！（作者柯林·馬克拉斯，陳俊安譯）（松花江網編輯 何晨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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