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職業人群的勞動保障權益問題在7月迎來了監管部門的高頻關注。本月內，交通運輸部等七部門聯合印發了《關于做好快遞員群體合法權益保障工作的意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等八部門共同印發《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7月26日，市場監管總局等七部門再度聯合印發《關于落實網絡餐飲平臺責任切實維護外賣送餐員權益的指導意見》。
縱觀近期出臺的政策，對于快遞員、外賣配送員和網約車司機等新職業人群的勞動關系、勞動收入、勞動環境安全、社保制度、反饋機制等多個焦點問題作出了更加全面的規定。“最近關于‘新就業形態’的政策文件頻繁發布，說明官方更加明確地要‘出手’保障滴滴司機、外賣小哥、快遞員等新型就業人群的權益。”陜西哲勤律師事務所律師達選婷接受南都記者采訪時表示，加上去年“被困在算法中”的外賣員引起高度關注，新就業人群數量越來越多，強化監管是必然結果。
首次定義騎手與平臺勞動關系
“這一系列的政策指向性很強，更多是瞄準了如美團、餓了么、滴滴、順豐等這類平臺巨頭。”達選婷認為，整體來看，政策的宏觀引導性更多，具體落地需要看各地的配套政策如何跟上。“比如對新型就業人員參加社會保險，尤其是工傷保險的配套政策。”
以最新發布的《關于落實網絡餐飲平臺責任切實維護外賣送餐員權益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為例，網經社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生活服務電商分析師陳禮騰認為，新興業態快速發展導致行業規范存在滯后性。在整個外賣服務的角色中，平臺、商家、騎手、消費者四者的權益有著不小的差距。騎手受雇于平臺，服務于消費者，其權益往往不被重視，甚至成為外賣平臺“壓榨”的對象，關于外賣騎手的勞動關系、五險一金、差評、職業安全等問題突出，亟須厘清。
因此，此次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到“完善社會保障方面，督促平臺及第三方合作單位為建立勞動關系的外賣送餐員參加社會保險，支持其他外賣送餐員參加社會保險，按照國家規定參加平臺靈活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鼓勵探索提供多樣化商業保險保障方案，提高多層次保障水平”。
南都曾調研獲悉，目前大部分外賣送餐員與外賣平臺之間都不存在勞動關系，而是與第三方的勞務公司，或是平臺的區域合作公司建立的勞動關系，平臺不承擔雇主責任，也就使得外賣員在送餐過程中發生意外時難以追責，更是無法被納入至關重要的工傷保險制度。特別是在多個平臺接單的眾包型外賣員，其與眾包平臺間也不存在勞動關系，更多是居間合同關系，平臺自然也不承擔雇主責任。
廣東合邦律師事務所律師肖錦陽向南都記者表示，實踐中大部分騎手都不會簽署勞動合同，更多是簽署勞務合同。對于建立了勞動關系的外賣送餐員，有關單位自然需要繳納社保等，但換言之，這也意味著無法強制要求平臺為“其他外賣送餐員”繳納社保，因此指導意見中更多是“支持”參保，“鼓勵”探索提供多樣化商業保險保障方案。
達選婷建議，為避免企業因擔心增加用工成本而不愿意為外賣員提供完善保障，雙方可以尋求一個利益平衡點，比如實行職工分類保護，新型就業人員可以按照非全日制用工的模式參保，企業負擔工傷保險，其他保險由職工自行負擔。
網經社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上海漢盛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李旻認為，本次《指導意見》出臺，可以說是定下了騎手與平臺的勞動關系的基調，即平臺必須注重對騎手的社保和勞動保障責任。短期可能會帶來外賣平臺的成本增加，導致外賣傭金的再次提高，但是長期來看反而會讓整個外賣業務架構發生變化，能夠促使騎手勞動保障和人員使用效率方面更加完善。
“算法考核”首次納入監管
除了備受關注的社會保障問題，去年引爆輿論的外賣員“被困在系統里”涉及的算法問題，也成為了此次指導意見的關注重點。其明確規定：不得將“最嚴算法”作為考核要求，通過“算法取中”等方式，合理確定訂單數量、準時率、在線率等考核要素，適當放寬配送時限。并且要求“完善平臺訂單分派機制，優化配送路線，合理確定訂單飽和度，降低勞動強度”。
南都記者隨機采訪了外賣平臺的配送員，有人表示平臺的派單機制及路線優化都基本完善，但依然會遇到配送范圍過遠的問題，這給他們的配送增加了不小的難度。“系統是按直線距離計算派單的，所以經常出現直線距離不過100米，但實際上我們跨不過去那座橋，要繞好幾公里才能到達的情況。”
還有配送員向南都記者抱怨，好些眾包騎手不愿意接的訂單，系統就會強行分配給他們“接盤”，這類單子經常會因為不合理分配而發生超時現象，“比如，有時候平臺派單比較遠，商家備餐時間稍長，就會來不及在規定時間內將餐品送達。”對此，他們只能一次次申訴免責。不過，配送員們大多表示，目前遇到惡劣天氣或突發情況時，平臺對訂單的準時率不再那么“嚴格”，為他們提供了更從容的送餐時間。
對此，肖錦陽向南都記者表示，在大數據時代，騎手與消費者一樣，其數據都被平臺系統所掌控，因此平臺可能存在濫用大數據支配優勢。“最嚴算法”出發點是為了提升效率，激勵騎手的業績產出，但過于嚴苛的標準，違背了人性化管理的基本原則，短期可以刺激業績、降低成本和提升效率，但長期來看，對于企業的運營和品牌價值都是不利的。
建立適應新就業形態的工會組織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的《指導意見》提到要加強組織建設方面，推動建立適應新就業形態的工會組織，積極吸納外賣送餐員入會，參與涉及勞動者權益的重要事項協商協調，完善支持保障體系，深入細致開展幫扶工作。相似的內容在《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中也進行了明確規定：各級工會組織要加強組織和工作有效覆蓋，拓寬維權和服務范圍，積極吸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加入工會。
中華全國總工會有關負責人在回答記者問時曾表明，與傳統意義上的職工相比，新就業形態群體具有組織方式平臺化、工作機會互聯網化、工作時間碎片化、就業契約去勞動關系化及流動性強、組織程度偏低等特點，權益維護面臨許多困難問題。
不過，對于平臺企業而言，支持所屬從業人員組建工會、加入工會，通過工會了解他們的意愿，代表他們反映訴求、與企業溝通協商，能夠大幅降低企業管理成本，及時化解勞動用工矛盾糾紛，有效激發從業者勞動熱情和創造力，不斷助力企業可持續高質量發展。
不過，該負責人也透露了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建會入會的困難，主要表現在部分勞動者勞動關系不清晰不明確，對原有建會入會模式提出挑戰;分散流動的就業方式，與工會屬地化組建和管理為主的傳統方式不適應;線下難聯系、線上難接觸，入會途徑不暢;入會后的經費保障、服務方式、服務內容、管理模式等相關問題與傳統行業有所區別等。
下一步，中華全國總工會將把推進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入會作為一項重大任務，加大創新和探索實踐力度，破解制度性、政策性難題，最大限度地將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吸納到工會中來。
總體上來說，北京德恒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劉安邦律師認為，《指導意見》從法律角度而言為行政指導，但對外賣員的的權益保護有著積極的引導與規范作用，亦為法律規范的銜接及進一步完善打下基礎。達選婷則表示，為了更好地讓上述一系列政策落實到位，可以擴大勞動關系的認定范圍，重新界定勞動關系，將新型就業人員納入到勞動保護體系中。
責任編輯：Rex_07
